代　理　词

审判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辽宁亮法律师事务所接受杨国立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原告杨国立诉被告王怀海履行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人杨国立的诉讼代理人。接受委托后，本人就本案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查阅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代理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包销售协议书》性质问题。

二OO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承包销售协议书》，就原告销售被告生产的锰矿石一事达成了协议。从本案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性质上看，尽管合同名称被冠以承包协议，但从本案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上看，这应该是一份矿石的买卖合同。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6）16号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当事人签订的经济合同虽具有明确、规范的名称，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从而确定合同的履行地和法院的管辖权。”该司法解释的直接目的虽然是解决合同纠纷的司法管辖问题的，但其中关于合同性质的认定方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依据该解释，在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不一致时，确定合同的性质应该依据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就本案而言，合同明确约定：“甲乙方双就锰矿石销售一事，经协商一致，签订了本协议”可见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实际就是一份矿石的买卖合同。

二、关于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包销售协议书》效力问题

代理人认为这是一份真实、合法、有效的协议。

首先，被告二OOO年十月一日与三家子村委会签订了三家子村锰矿的一次性买断合同，将现在被告开采的锰矿以五万元的价格一次性买断，并于二OO三年开始申请采矿许可，最终于二OO四年取得采矿许可证，同时在朝阳县工商局申请了朝阳县瓦房子镇鹏兴锰矿的个体工商执照，具有签订矿石销售合同的主体资格。虽然被告一再强调在签订本协议时被告不具有采矿的主体资格，但这并不影响被告与原告签订矿石销售合同的主体资格。从权利能力上看，对销售矿石的主体资格法律并没有予以限制，只是对采矿的主体资格予以限制，需要国家的许可。尽管在双方签订合同时被告的采矿许可证还没的批下来，但这并不影响被告与原告签订的矿石销售合同的效力。另外，虽然被告生产的矿石是以朝阳县瓦房子镇鹏兴锰矿的名义进行，但朝阳县瓦房子镇鹏兴锰矿是个体一商户，业主就是被告人，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个体工商户是以个人资产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为当事人”可见被告无论是合同的签订主体还是本案的诉讼主体均是适格的。退一步说，就算被告签订销售合同时权利能力并不充分，签订矿石销售合同属于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但当二OO四年被告的采矿许可证下来后，本合同也自然生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到二OO四年时被告不但能达签订合同的形式得到了三家子锰矿的经营权，同时取得了采矿许可证，已经具有了完全的矿石生产、销售权利能力，此时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矿石销售合同自然就生效了。

其次，《承包销售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法庭陈述及相关的证据，双方在签订了矿石销售协议后，被告已经部分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分别在2003年、2004年将自己生产的全部5000吨锰矿石按双方约定销售给原告，并于2005年、2006年又将部分矿石销售给原告，从此可以看出，当初双方签订矿石销售协议时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存在非本意成分，否则被告怎么会按约全部履行了两年的协议？

再次，《承包销售协议书》并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如前所述，矿产资源法只对采矿资格做了明确的规定，只有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才能开采矿石。但对矿石销售行为并没有加以明确的规定，所以单单从矿石销售行不上看，双方签订的合同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第四，《承包销售协议书》约定条款非常明确，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只负责生产，乙方永久性负责销售”此条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是不确定条款，其实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在被告生产期间，原告具有销售权。任何企业或个体工商户都有经营期间，如果被告因某种原因没有了这种权利能力，双方的协议自然就失效，怎么能说不确定呢？就算双方履行期限是相对不确定的，但法律并没有这种相对不确定履行期限的禁止性规定，否则现在也就不会出现法律明确规定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说了。在民事法律行为规范中，法无禁止即允许，从民法的这个原则可以看出，双方签订无固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并无不妥。

三、关于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包销售协议书》履行问题。

如前所述，双方签订的矿石销售协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之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将朝阳县瓦房子镇鹏兴锰矿生产的矿石全部以双方约定的合同价格出售给原告。

综上所述，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包销售协议书》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双方当事人应该完全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以上代理意见，请审判长予以充分考虑。

辽宁亮法律师事务所律师马长鹏

二OO八年四月二日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3月30日）公布调整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新标准自4月1日起执行。

　　与1999年首次统一调整相比，这次调整幅度较大，今后绝大部分民商事案件将由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审理。

• 　　这次调整主要是为了应对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申请再审案件大量增加给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带来的压力，同时对于完善全国四级法院的功能分层，理顺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秩序也有着重要意义。本着实事求是、统筹兼顾的指导思想和大幅减少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一、二审民商事案件数量的原则，根据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依次将高级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分为四个档次，保证高级法院在每个档次都能受理一定数量的一审案件。对各高级法院辖区内的中级法院立案标准，原则上划分了发达地区、一般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三个档次。

  　　这次调整的范围主要是普通民商事案件，不包括实行专门管辖的海事海商案件、集中管辖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和知识产权案件。对婚姻、继承、家庭、物业服务、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等案件，以及群体性纠纷案件，确定一般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对新类型、重大疑难和在适用法律上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可以改变级别管辖标准由上一级法院审理。

  　　与1999年首次调整相比，这次级别管辖调整最大的不同是对当事人跨地区的案件设置了相对较低的标的额标准，这对于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干扰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

  　　北京市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上海市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广东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诉讼标的额在3亿元以上的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亿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案件；

  　　2、在全省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3、认为应由本院受理的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亿元以下5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亿元以下4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珠海、中山、江门、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亿元以下3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亿元以下2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汕头、潮州、揭阳、汕尾、梅州、河源、韶关、清远、肇庆、云浮、阳江、茂名、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亿元以下2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江苏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南京、苏州、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0万元以上，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扬州、南通、泰州、镇江、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以及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连云港、盐城、徐州、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4、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浙江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杭州市、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温州市、嘉兴市、绍兴市、台州市、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天津市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重庆市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第一、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以上、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三、第二、三、四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山东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济南、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烟台、临沂、淄博、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济宁、威海、泰安、滨州、日照、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德州、聊城、枣庄、菏泽、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国内民商事案件；

  　　4、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依照专门管辖规定，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青岛海事法院管辖第一审海事纠纷和海商纠纷案件，不受争议金额限制。

  　　福建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福州、厦门、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除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以外的、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漳州、莆田、三明、南平、龙岩、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除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以外的、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湖北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案件

  　　1、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武汉、汉江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民商事案件；

  　　2、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4、一方当事人为县（市、市辖区）人民政府的案件；

  　　5、上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管辖的案件。

  　　湖南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案件；

  　　2、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案件；

  　　3、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4、根据法律规定提审的案件；

  　　5、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指令管辖（交办）的案件或其他人民法院依法移送的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岳阳市、湘潭市、株洲市、衡阳市、郴州市、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4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益阳市、邵阳市、永州市、娄底市、怀化市、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5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5、根据法律规定提审的案件；

  　　6、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指令管辖（交办）或其他人民法院依法移送的民商事案件。

  　　河南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洛阳市、新乡市、安阳市、焦作市、平顶山市、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辽宁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沈阳、大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辽阳、葫芦岛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吉林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四平市、通化市、松原市、白山市、白城市、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分院、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分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黑龙江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绥化、鸡西、伊春、鹤岗、七台河、双鸭山、黑河、大兴安岭、黑龙江省农垦、哈尔滨铁路、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高级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柳州、桂林、北海、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玉林、贵港、钦州、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4、百色、河池、崇左、来宾、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5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安徽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芜湖市、马鞍山市、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5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8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江西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四川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1、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2、最高人民法院指定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或者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审理的属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其他第一审民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1、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2、甘孜、阿坝、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3、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指定，管辖涉外、涉港澳台第一审民事案件；

  　　5、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其他第一审民事案件；

  　　6、高级人民法院指定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或者中级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审理的属于基层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7、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由中级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陕西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宝鸡、咸阳、铜川、延安、榆林、渭南、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安康、商洛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河北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石家庄、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保定、秦皇岛、廊坊、邢台、邯郸、沧州、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张家口、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山西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海南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甘肃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1、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2、白银、金昌、庆阳、平凉、天水、酒泉、张掖、武威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3、陇南、定西、甘南、临夏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4、嘉峪关市人民法院、甘肃矿区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5、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分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贵州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1、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2、遵义市、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3、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诉讼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5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其他中级人民法院和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4、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

  　　5、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下的涉外、涉港澳台实行集中管辖的五类民商事案件。

  　　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一）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在其辖区内管辖与高级人民法院同等标的的民商事案件及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下的涉外、涉港澳台实行集中管辖的五类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塔城、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民商事案件；

  　　2、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管辖发生于奎屯市、伊宁市等二市八县辖区内，依本规定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内蒙古自治区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在全区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和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云南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涉外、涉港澳台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4、继续执行管辖在全省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民商事案件的规定。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4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红河州、文山州、西双版纳州、德宏州、大理州、楚雄州、曲靖市、昭通市、玉溪市、普洱市、临沧市、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丽江市、迪庆州、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4、昆明市、红河州、文山州、西双版纳州、德宏州、怒江州、普洱市、临沧市、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下的涉外、涉港澳台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5、继续执行各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类型民、商事案件和在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民、商事案件的规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一、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农一师、农二师、农四师、农六师、农七师、农八师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其他农业师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5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青海省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诉讼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3、在全省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全市、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格尔木市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海东地区、海南、海北、黄南、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除格尔木市）诉讼标的额在6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果洛、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3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4、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案件。

  　　宁夏回族自治区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依照法释（2002）5号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本省区争议金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

  　　3、石嘴山、吴忠、中卫、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8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民商事案件。

  　　西藏自治区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拉萨城区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所辖各县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其他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地区行署所在地诉讼标的额在150万元以上、所辖各县范围内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下的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均由各地方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申　诉　状

申诉人：刘香红，女，1965年6月14日生,住喀左县大城子镇推广中心

被申诉人:王德英，女，1955年9月23日生,住喀左县大城子镇小城子村

         孙井林，男，1963年9月29日生,住喀左县大城子镇洞上村

         孙守民，男，1960年5月16日生,住喀左县大城子镇洞上村

         寇国义，男，1955年11月17日生,住喀左县大城子镇洞上村

申诉人不服喀左县人民法院（2006）喀民合初字第277号民事判决，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喀左县人民法院（2006）喀民合初字第27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原审判决认定申诉人销售的南瓜种子给四被申诉人造成经济损失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从一审庭审中双方出示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中可以看出，四被申诉人在申诉人处购买了南瓜种子后，随即进行了发芽试验，认为种子发芽率达不到预期的要求，于是立即找到申诉人要求退种子，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开始向有关部门投诉，直到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时止，也没有真正将在申诉人处购买的南瓜种子种到地里。既然四被申诉人根本没有将从申诉人处购买的南瓜种子实际种植，又何来经济损失呢？

　　二、喀左县人民法院（2006）喀民合初字第277号民事判决证据不充分。

　　原审判决认定申诉人销售的南瓜种子给四被申诉人造成经济损失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原审法院据以判决的最主要证据就是喀价涉鉴字（2007）第28号价格鉴定结论。申诉人认为，这个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首先，此鉴定结论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从原审卷宗看，这份鉴定书显然没有经过这一必经程序，显属程序违法；

　　其次，此鉴定结论依据明显不足。作为损失鉴定，必须得有损失的事实才可以作出鉴定报告。就本案而言，四被申诉人如果田间真正发生损失，必然是在一个生长季节完了之后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估且不论四被申诉人是否真正将南瓜种子种植到田间，就本鉴定结论而言，也应该是在生长季节结束后才能对其损失情况予以评估，而本鉴定结论第三条说明价格鉴定基准日却是2006年4月3日。众所周知，陆地西瓜种植必须在晚霜后才能将幼苗移植到田间，朝阳地区晚霜期应该在5月1日以后，也就是说，在四被申诉人的南瓜种子还没有真正种植到田间的2006年4月3日，喀价涉鉴字（2007）第28号价格鉴定结论就将四被申诉人整个2006年全年的损失作了出来，这显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审判人员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一）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委托鉴定的内容；（二）委托鉴定的材料；（三）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四）对鉴定过程的说明；（五）明确的鉴定结论；（六）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七）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签名盖章。本鉴定结论显然不具有上述第(三)项的真实性。据此，人民法院不应该将本鉴定结论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若此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显然原审判决证据不足。

　　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原审法院据以判决的法律依据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四十八条：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第一百五十三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第一百一十一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代理人认为，原审法院据此判决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种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农业生产的特殊性，种植损失的原因除种子因素外，还有气候及人工栽培等因素，故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种子的生产、经营、使用行为予以规范，无论是种子生产、经营者还是使用者均应该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不但是对种子使用者权益的一种保护，国时也是对种子生产、经营都合法权益的一种保护。根据一般法理，在适用法律上应该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合同法作为合同关系的法律规范，应该是普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种子相关的法律规定才是特别法。就本案而言，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之间是种子买卖关系，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有明确的规定，就应该适用种子方面的法律法规，除非种子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才能适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第四十六条：“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下列种子为假种子：（一）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他种品种种子的；（二）种子种类、品种、产地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的。下列种子为劣种子：（一）质量低于国家规定的种用标准的；（二）质量低于标签标注指标的；（三）因变质不能作种子使用的；（四）杂草种子的比率超过规定的；（五）带有国家规定检疫对象的有害生物的。”《辽宁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受到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经营者赔偿后，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经营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前款所称可得利益损失，是指因种子造成的该作物实际产量与所在县当年统计平均产量的减产部分，按当年当地同类作物市场平均价格确定。” 本案申诉人出售给四被申诉人南瓜种子事实的确存在，但没有证据证明申诉人出售的南瓜种子有质量问题，因为南瓜种子并没有相关的质量标准，故申诉人出售的南瓜种子并不是假种子或劣种子，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41条及《辽宁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第28条之规定，申诉人不应该承担四被申诉人的任何经济损失。退一万步说，即使申诉人的种子质量确实有问题，根据种子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申诉人也只能赔偿四被申诉人购种价款，因为四被申诉人并没有真正将种子种植到田间，并没有产生“可得利益损失”。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本案申诉人出售给四被申诉人南瓜种子后，四被申诉人发现种子发芽率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后，应该认定申诉人违约。那么四被申诉人就应该积极重新购买质量好的南瓜种子，以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据此规定，就算四被申诉人发现种子质量不符合双方约定后还将种子种植造成了损失，申诉人都不应该赔偿其扩大部分的损失，何况四被申诉人并没有真正将南瓜种子种植到田间！人民法院判决申诉人赔偿被申诉人并没有实际发生的损失，显然有失公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无论是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上均存在明显的错误，且证据非常不充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求人民检察院根据本案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依法提起抗诉。　　　　　　　　　　　　　　

申诉人：刘香红

　　　　　　　　　　　　　　　　　二OO八年二月二十七

尊敬的审判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辽宁亮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大连华进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其在朝阳华龙工业铸钢厂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中的诉讼代理人。接受委托后，本人就本案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查阅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代理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案的本诉部分。

　　首先，被告提走的部分加工承揽标的物质量不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被告有拒绝支付加工费的权利。

　　2006年7月1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生产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加工金属铸件，质量标准参照合同所附图纸。随后被告向原告提供了部分订单，约定了铸件的质量、数量及交货期限。原告交付的金属铸件经被告发往日本中山铁工后，经中山铁工实地检验，部分加工件有严重的质量问题。经与原告方协商，原告仍未履行其合同义务，没有按合同约定补齐不良品的数量。庭审中，被告已向法庭提交了大量日本中山铁工发来的加工件的不良照片，以及被告与日本中山铁工、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电子邮件作为原告发往日本的加工件不良的初步证据，尽管这些证据做为证明原告产品质量问题的证据效力并不十分充足，但基于此被告已向法庭提交了这些产品质量的鉴定申请，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该对此申请予以准许，以查清本案的事实，但人民法院却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答复。如此，法院应该对被告提供的原告产品质量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证据予以认定。既然原告加工的部分金属铸件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标准，原告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拒绝支付加工费就是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

　　其次，被告未提走的部分合同承揽标的物质量是否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尚无定论，人民法院不宜直接判决一方当事人必须履行合同。

在发现原告人发往日本的部分金属铸件不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后，被告曾就未发货部分的质量与原告多次沟通，但均未得到其肯定的答复，于是被告便有理由相信原告未发走之加工铸件质量仍不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在原告起诉后，被告也就此部分产品质量问题向法庭提出了鉴定申请，但依旧没有得到批准。如此一来，原告方现存之加工铸件是否符合双方合同的质量约定便没有明确的答案。对是否符合双方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的加工件，人民法院判决继续履行合同显然缺乏法律依据。

再次，被告并未违约，不应该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金。

原、被告双方2006年7月17日签订的《生产合同》第十一条约定：“需方的违约责任：供方按质按时完成需方定做合同，如需方未按合同规定付款，每日需支付3‰的违约金。”尽管原告方向被告提供了真实有效的发票后，被告的确未向原告支付全部加工费，但责任不在被告，且被告也不需要向原告承担此违约 责任。原因之一，原告方为被告方加工的部分金属铸件质量并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标准，具体在前面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原因之二，原告方并没有按合同的约定交货时间将加工件发到被告处。对于合同的交货期双方也有明确的约定，《生产合同》第八条第2项规定：“交定做物日期计算：供方自备运输工具送交定做物的，以需方接收的入库凭证为准；委托运输部门运输的，定做物送达指定地点以需方的入库凭证日期为准。”也就是说，无论何种方式交货，均以被告的入库凭证日期为交货日期。在已发货的部分加工件订单中，双方约定最晚交货时间为2006年9月14日，但有证据证明，原告方给被告最晚一次发货时间是2006年9月28日由辽NW0953号车辆发到大连，致使被告发往日本的时间不得不推迟到2006年9月29日。这严重损害了被告人的商业信誉。根据合同约定，只有原告“按质按时完成需方定做合同”，需方才承担违约责任。既然原告方并没有“按质按时”完成被告定做的合同，被告当然就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了。

综合以上三点，原告向被告提交的加工件并没有按质按时完成，且质量问题严重，被告人没有违约，不应该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人民法院应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关于本案的反诉部分。

首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加工费的请求应该得到支持。如前所述，被告为原告加工的部分金属铸件质量具有重大缺陷，给原告人的商业信誉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原告为了处理被告的产品质量问题，曾派专人去日本处理此事，花费人民币三万余元。被告为原告加工的不合格部分铸件的加工费为捌万余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62条规定：“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据此，既然被告为原告加工的铸件不符合质量要求，原告人在损失巨大的前提下，只请求赔偿8万元的诉讼请求应该得到法庭的支持。

其次，原告人被人民法院冻结美元的利率损失应该由被告承担。原、被告之间合同结算币种为人民币，并不是美元。但法院根据被告的申请，冻结了原告人外汇存款4万元美金，这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原告人有很多人民币存款帐户，而且履行能力非常强，且无拒绝履行法院判决的任何迹象，人民法院冻结原告美元存款的裁定显然是错误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法院冻结原告美元之日起，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便大幅度提高，致使原告的美元大幅度贬值，给原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据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其申请财产保全错误给原告造成的美元汇率损失应该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综合上述两点理由，大连华进进出口有限公司反诉朝阳华龙工业铸钢厂的反诉请求均应该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以上代理意见，恳请法庭在合议时予以充分考虑。

　　　　　　　　　　　辽宁亮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马长鹏

二OO七年十一月十日

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辽宁亮法律师事务所受北京城建集团项目经理部阜朝高速公路路基工程第十五合同段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王秀满等三人诉被告北京城建集团项目经理部阜朝高速公路路基工程第十五合同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被告人北京城建集团项目经理部阜朝高速公路路基工程第十五合同段的诉讼代理人。接受委托后，本人就本案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查阅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代理意见如下：

一、本案原告人王秀满、甄晓艳、甄飞龙主体不适格，应该驳回其起诉。

首先，根据庭审情况看，原告人王秀满然诉称是本案雷击致死者的妻子，但从原告出示的死者户口薄上根本看不出其与死者有夫妻关系，并且其也不能出示结婚证明，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结婚证是证明夫妻关系的唯一合法有效的证明，原告人王秀满在没有结婚证的情况下诉称与死者有夫妻关系法庭显然不应该予以采信。

其次，根据庭审情况，原告人甄晓艳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更是无法证明其与死者有任何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一）项规定，起诉的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本案原告人王秀满、甄晓艳与本案死者并无任何利害关系，根据民诉法的有关规定，应该驳回其起诉。

再次，从对方出示的证据及庭审情况看，原告人甄飞龙生于1991年1月29日，并未成年，其他原告人称甄飞龙刚刚出去打工，并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自食其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应该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也就是说，甄飞龙本人并不能提起诉讼，只能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尽管其本人委托了代理人出庭，但因其无诉讼行为能力，其所签的委托书显然没有法律效力，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单独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据此原告人甄飞龙的起诉应该没有法律效力，应该驳回其起诉。

二、被告人不应该承担死者家属的任何经济赔偿。

首先原告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死者与被告人存在雇佣关系，尽管原告人当庭申请两证人出庭作证，但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人出庭申请的证人证言法庭不应该予以质证。退一万步说，即便是该证人证言合法有效，因其与原告人有利害关系，其做的对原告有利的证言也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

其次，死者并不是在工作中因被告原因死亡，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死者是在工作时间之外，因雷击致死，属于意外事件，并不是谁的过错造成的，对此原告人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也不得不承认，既然是意外事件，被告并无责任，让被告承担责任显然与法无据。

再次，被告已与死者家属达成和解协议。尽管被告在本次事件中并无过错，不应该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但本着人道主义，被告人已一次性补偿死者家属25000元，此款在协议签订之后已如数给付原告人甄飞龙。那么，根据此协议，退一步说，即便是被告人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也因双方达成和解而使原告人的权利归于消灭。

综上所述，原告人的主体不适格，且被告人也不应该承担死者家属的任何经济赔偿，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请求法庭驳回原告人的起诉。

以上代理意见，请法庭予以充分考虑。

辽宁亮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马长鹏

二ＯＯ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之规定，辽宁凌华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张恩宝父亲张文才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张恩宝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张恩宝的辩护人。辩护人在庭审前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经过法庭调查，案件事实已经清楚，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恩宝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及强奸罪未遂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不表示异议，但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另外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张恩宝的放火罪缺乏事实及法律根据。具体辩护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张恩宝的行为不构成放火罪。

所谓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焚烧公私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这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罪。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也就是说，放火行为一经实施，就可能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或者使不特定的公私财产遭受难以预料的重大损失。这种犯罪后果的严重性和广泛性往往是难以预料的，甚至是行为人自己也难以控制的，这也是放火罪同以放火方法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的本质区别。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用放火方法实施的犯罪行为都构成放火罪，关键是要看放火行为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即便是行为人实施了放火行为，但将火势有效地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没有危害也不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就不构成放火罪。就本案而言，尽管被告人张恩宝在实施了抢劫、强奸犯罪行为后，将部分被子蒙在了被害人的身上并点燃了被子，但根据其本人的供述及被害人的陈述，被告人马上意识到这样有可能会将被害人烧死，于是将另一些被子又盖到了燃着的被子上，并认为火可能已灭了后才离开，这足以证明被告人主观上只是针对特定人及事物实施了放火行为，但并无放火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危及公共安全，事实上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并没有也不可能危及到公共安全。辩护人认为，单就被告人点燃被子这一行为只是一般的放火行为，因其情节显著轻微，也没有造成任何实际危害，且根本构不成危害公共安全，所以被告人的这一行为并不构成放火罪。

二、被告人张恩宝是初犯，没有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且认罪悔罪态度很好，具有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首先，被告人在此之前从未受过任何刑事或行政处罚，根据被告人的供述及本次庭审的情况看，被告人在实施抢劫行为之前并没有蓄谋已久，只是因为打麻将缺钱临时动了抢点钱的想法并马上实施了这一行为，至于强奸行为更是因为见被害人已无反抗能力而突发强奸想法并付诸实施，显然这比蓄谋已久的惯犯的社会危害性小得很多，

其次，被告人的抢劫、强奸行为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本案中，被告人仅仅抢到了400余元现金，虽然用斧子、菜刀等将被害人致伤多处，但均是轻伤，并没有造成恶劣的后果，不难想象，如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意非常大，只要在用斧子、菜刀等伤害被害人时用力稍大一些后果就不堪设想。虽然刑法所规定的抢劫行为并不以所抢劫到的金钱数额为量刑依据，但这种只使用一般的暴力行为抢得较少现金的犯罪行为毕竟社会危害性也要小得很多。

再次，被告人张恩宝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深感痛心与后悔。在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后，被告人便能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辩护人会见被告人时，他也多次表示愿意认罪悔罪，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庭审时，被告人亦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认罪悔罪态度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这一规定虽然是对适用简化审案件的被告人在处刑时酌情予以从轻的法定情节，并不适合本案，但我国一贯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尽管本案不是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张恩宝的自愿认罪不能做为其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但也应该是对其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点燃被子的行为只是一般的放火行为，并不构成放火罪。其实施的抢劫强奸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仍具有很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根据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本着改造犯罪分子与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请求合议庭能够对被告人张恩宝从轻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在合议时予以充分考虑。

                 辩护人：辽宁凌华律师事务所律师马长鹏

二OO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民事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鞍山富田种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海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安村委

　　法定代表人：苏建华

　　被申请人：汪玉兴，男，1940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瓦房店市五一路　　　　　　二段6号210室。

　　申请人因汪玉兴诉鞍山富田种业有限公司育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06）瓦民合初字第373号判决及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大民合终字第2114号民事判决，现提出再审申请。

　　请求事项：

　　一、撤销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06）瓦民合初字第373号判决及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大民合终字第2114号民事判决。

　　二、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事实与理由：

　　一、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06）瓦民合初字第373号判决及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大民合终字第2114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首先，本案一审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并不是委托合同。

　　2005年4月24日，本案一审原、被告签订了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合同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 虽然合同双方当事人名称被冠以委托人、受托人，但实际上这却是一份承揽合同。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6）16号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当事人签订的经济合同虽具有明确、规范的名称，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从而确定合同的履行地和法院的管辖权。”该司法解释的直接目的虽然是解决合同纠纷的司法管辖问题的，但其中关于合同性质的认定方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依据该解释，在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不一致时，确定合同的性质应该依据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而本案一审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就是由被告提供亲本种，由原告按被告的要求进行一种特殊的加工生产，双方对玉米杂交种子这种特殊的商品（也就是定做标的物）的质量做出了明确的约定。可见这的确是一份加工承揽合同。综合以上理由，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大民合终字第2114号民事判决认为“上诉人称双方方签订的是承揽合同而非委托合同，但从合同内容看具备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其在委托合同条款中亦以委托方受托方称谓，可见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是明确合同性质的”显然是错误的。

　　其次，被申请人生产的种子不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强制性规定。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承揽人完成工作的，应当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也就是说，作为承揽合同的承揽人，其完成的定作工作质量必须完全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或国家有关部门的强制性规定，才有要求定作人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的权利。

　　就本案而言，被申请人所生产出的种子应该达到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然后才有请求上诉人支付报酬的权利。尽管合同双方对种子质量的检验方没有明确约定，但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一条之规定，检验种子质量并需要出具有关质量证明的义务应该由被申请人承担。而原审法院却认为：“因收获的种子一直在汪玉兴处，富田种业既未到汪玉兴处提取种子，又未检验种子，就主张种子质量不合格，没有事实依据”这纯粹是一种主观认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此，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显然是错误的。

　　二、原审判决程序违法，剥夺了申请人申请鉴定的权利。

　　就本案而言，被申请人所生产的种子是否合格是本案的另一个关键之处。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大民合终字第2114号民事判决认为“因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收取种子，提出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但提供不出证据”是错误的。

　　在原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已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向原审法院提出了种子质量的鉴定申请。虽然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一条之规定，检验种子质量并需要出具有关质量证明的义务应该由被申请人承担，但事实上双方已对被申请人生产的种子进行了多次的取样进行室内检验，而被申请人也多次对种子进行精选加工，但发芽率还是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这是双方没有达成种子收购协议的主要原因。但因为申请人并不是种子质量检验机构，也没有种子质量检验资质，所以不可能出具种子质量检验报告单。所以尽管被申请人没有出具有关其种子质量合格的证明，根据法律规定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但为了澄清事实，申请人还是向法院提交了种子质量鉴定申请。因种子质量合格与否是本案的关键问题，原审法院应该对此予以同意，以查清本案事实，分清双方责任。但一审法院对此重要环节不但置之不理，反而认为申请人“主张种子质量不合格，没有事实依据。”二审法院对此也予以维持显然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并且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八条（二）、（八）项之规定，现请求贵院撤销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06）瓦民合初字第373号判决及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大民合终字第211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此致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鞍山富田种业有限公司

　　　　　　　　　　　　　　二OO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民事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凌源市农业综合开发公司

住所地：凌源市凌河大街25—6号

法定代表人：刘殿金，经理

被申请人：齐汉权，男，1958年9月19日生，蒙族，住凌源市四河当镇五家子村八组。

申请人因齐汉权诉凌源市农业综合开发公司繁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凌源市人民法院（2006）凌民合初字第181号民事判决及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朝中民三合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现提出再审申请。

请求事项：

一、撤销辽宁省凌源市人民法院（2006）凌民合初字第181号及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朝中民三合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

二、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事实与理由：

一、辽宁省凌源市人民法院（2006）凌民合初字第181号及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朝中民三合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按合同进行了播种，但因被告提供的种子出芽率低，未出全苗，导致原告第二次翻种，耽误了农时，使原告种植的亲本种子未达到足够的生育期，未能全部成熟”，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第一次播种未能出全苗是被上诉人的责任所致，且上诉人亦派技术员对被上诉人的种植播种提供技术服务，因此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种植种子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一事实认定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首先，申请人提供的亲本种子质量符合国家标准，是合格的种子。从一审申请人向法庭出示的证据看，丹东农科院提供的丹598种子发芽率为85%，完全符合种子法要求的标准。另外，申请人申请的证人也种了丹598种子，出苗率很好也从侧面印证了申请人提供的种子是合格的。虽然被申请人第一次播种没有出全苗，但不能因此就武断地推定种子质量不合格。众所周知，种子出苗率要受种子本身质量因素、气候环境因素、人工栽培因素三方面的影响，在不能排除种子出苗率低是由于气候环境因素、人工栽培因素造成之前，是不能推断出种子出苗率低就是因为种子质量差的结论的。况且被申请人在一审中并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证明申请人提供的亲本种子不合格，原审法院怎么就能认定“被告提供的种子出芽率低”呢？

其次，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第二次翻种，便耽误了农时，使原告种植的亲本种子未达到足够的生育期”。从原审庭审双方证人证言看，被申请人是在2005年5月7日前后进行的第二次播种，根据朝阳地区的气候特点，一般来说晚霜都在10月1日前后，那么，有效生育期间还应该有140天左右，而丹598玉米自交系的生育其只有125天，被申请人在5月7日左右播种是完全能满足丹598玉米自交系的生长要求的，怎么能说被申请人第二次播种耽误了农时呢？

再次，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被申请人生产的种子“未能全部成熟”。尽管有证人徐万年证实被申请人生产的种子有部分处于乳熟期，但这只是其个人的感观而已，并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种子什么时间成熟以及是否成熟是有严格的科学标准的，如果没有专业知识，是很难从感观上作出判断的，证人徐万年只是一位普通的农民，并不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且年事已高，其个人的主观判断怎么能做为定案的依据呢？

至于二审认定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第一次播种未能出全苗是被上诉人的责任所致”，怎么申请人就“应对被上诉人种植种子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呢？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被申请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人所提供的亲本种子不合格，就应该推定申请人所提供的亲本种子是合格的，何况申请人已提供了一系列亲本种子合格的证据，为什么一、二审法院却无视这一铁的事实，坚持认定申请人提供的种子不合格呢？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本案就目前证据上，还看不出申请人所提供的亲本种子真的有质量问题，怎么能适用种子法的这一过错责任条款判令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的损失呢？

三、原审判决程序违法，剥夺了申请人的重新鉴定权利。

因本案的部分事实需要鉴定，经一审法院指定，凌源市价格认证中心曾作出一份价格认定结论。因其鉴定依据明显不足，且鉴定标的错误，申请人曾向一审法院提出重新鉴定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一款三项之规定，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而原审法院却没有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向凌源市价格认证中心的上级认定部门或其他鉴定机构重新委托鉴定，而是要求第一次鉴定结论的做出单位凌源市价格认证中心又重新做出了一份与第一次结论截然不同的另一份鉴定结论，且据此做出了不利于申请人的判决。申请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这种做法剥夺了申请人重新鉴定的权利，违反了法定程序。另外，抛开程序错误不说，同一个鉴定机构对同一事实却做出了两份完全不同的鉴定结论，怎么能令人信服呢？

另外，对于被申请人几乎是唯一的一份证据——凌源市价格认证中心的鉴定结论，其本身的违法性申请人一审代理律师在庭审时已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二审法院认为“原审法院应被上诉人的申请，经与双方当事人协商后做出的鉴定结论符合法定程序”与事实并不符。原审法院在第二次鉴定时并没有与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沟通，而是找任宝生沟通，并由其签字同意鉴定，这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因为任宝生在一审时其既不是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其签字怎么能代表申请人呢？

综上所述，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并且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八条（二）、（八）项之规定，现请求贵院撤销辽宁省凌源市人民法院（2006）凌民合初字第181号民事判决及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朝中民三合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此致

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凌源市农业综合开发公司

二ＯＯ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辽宁凌华律师事务所接受魏振刚亲属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魏振刚等贩毒案被告人魏振刚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查阅了本案的全部案卷材料，并会见了被告人。通过今天的庭审，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魏振刚贩毒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为其做无罪辩护，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首先，除本案同案被告人的口供外，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证明魏振刚指使贩毒。一般来说，由于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共同性，决定了共犯口供的牵连性，所以不具独立的证明性。另外，共犯口供因其可能存在避重就轻、嫁祸于人或逃脱处罚的可能性，在言词证据中其可信度是最低的，我们不能以若干共犯口供机械相加就认为增加了其证据的充分性。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5日至7日在广西南宁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对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审理毒犯罪案件提出了具体意见，并发布了《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摘要）》，其中第（五）条关于毒品犯罪案件中有关证据的认定问题是这样说的：“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或者被告人翻供，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仅凭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只有当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对仅有口供作为定案件证据的，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就本案而言，除本案同案被告人的口供外，并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况且魏振刚本人并没有自己有罪的供述，仅以同案其他被告人相互并不吻合的口供便对魏振刚定罪量刑显然证据不足。

其次，对魏振刚指使同案被告人贩卖毒品的性质、数量不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对查获的毒品的鉴定规定：“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查获的毒品，应当鉴定，并作出鉴定结论。海洛因的含量在２５％以上的，可视为《决定》和本解释所指的海洛因。含量不够２５％的，应当折合成含量为２５％的海洛因计算数量。”《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关于审理若干新型毒品案件定罪量刑的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对新型毒品要做含量鉴定，确定单一型毒品还是混合型毒品；如果是混合型毒品，要鉴定主要毒品成份及比例。对不符合要求的鉴定结论，应作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否则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使用。因某种原因不能作出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应按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处理，判处重刑及死刑的应特别慎重。”本案公诉机关对魏振刚指使高平等贩卖麻古只有大概的粒数，并没有根据刑法的规定折成克数，就含量而言，公诉机关出示的几份检验报告只笼统地说麻古中含有甲基苯丙胺成份，并没有鉴定出具体的含量。虽然刑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没有对含有多少甲基苯丙胺视为毒品的规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有规定看，也应该对甲基苯丙胺的含量做鉴定。如果本案高平等贩卖的麻古中甲基苯丙胺的含量仅仅有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那还能称为毒品吗？如果说刑法规定含有毒品成份不分含量多少都视为毒品的话，那可口可乐岂不也是毒品？因为在可口可乐中就含有咖啡因的成份，而咖啡因是刑法明文规定的毒品！依据贩卖没有具体数量、甲基苯丙胺的含量又不清的麻古认定被告人贩毒罪成立显然事实不清。

再次，对贩卖麻古的行为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毒品犯罪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所以我国刑法对毒品犯罪行为规定了非常严历的处罚措施。鉴于对毒品犯罪行为处罚非常严历，所以对毒品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型毒品不断问世，但国家也会相应出台一些新的司法解释。到目前为止，国家已对多种新型毒品的处罚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还没有关于贩卖麻古的具体规定。如前所述，麻古中的确含有甲基苯丙胺成份，但若想与刑法规定相适应，就必须有具体的含量测定，假如麻古中甲基苯丙胺的含量真的仅有千分之一，那么本案被告人贩卖的一千余粒麻古也不过是一克甲基苯丙胺而已，根据刑法理论，应该是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虽然也构成贩毒罪，但是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若单单以麻古而言，就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了。那么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如果不把麻古中甲基苯丙胺的含量确定，仅以贩卖麻古为由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

综上所述，本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魏振刚贩毒罪成立的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法律依据不充分，根据我国刑法疑罪从无的原则，应该对被告人魏振刚做出无罪判决。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在合议时予以充分考虑。

辩护人：辽宁凌华律师事务所律师马长鹏

二OO六年十一月十七

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凌源市农业综合开发公司

住所地：凌源市凌河大街25—6号

法定代表人：刘殿金，经理

被上诉人：齐汉权，男，1958年9月19日生，蒙族，住凌源市四河当镇五家子村八组。

上诉人因齐汉权诉凌源市农业综合开发公司繁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凌源市人民法院（2006）凌民合初字第181号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一、撤销辽宁省凌源市人民法院（2006）凌民合初字第181号民事判决，

二、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一、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按合同进行了播种，但因被告提供的种子出芽率低，未出全苗，导致原告第二次翻种，耽误了农时，使原告种植的亲本种子未达到足够的生育期，未能全部成熟”这一事实认定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首先，